“捺钵”作为一种活动习俗，是指辽帝在一年之中所从事的与契丹游牧习俗相关的营地迁徙和游牧射猎等活动。它不是辽帝的刻意创造，而是一项自然而然的存在，是在辽初期“因俗而治”体制下的客观延续。捺钵制度是由契丹传统习俗发展而来。随四季的变化，逐水草而迁徙，是契丹人在游牧和渔猎生活中养成的习俗。辽朝建立后，皇帝依然四时游猎，在游猎之地设置行营。由于捺钵是春夏秋冬四时进行，也称“四时捺钵”。

由于契丹族是游牧民族，“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一年四时逐水草，迁就淀泊，故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这些逐水草而形成的“行在所” (或叫行营)，用契丹话说就叫“捺钵”。 关于捺钵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解释，如住坐处、行帐、纳钵、纳宝等。捺钵文化在蒙古语里是游牧文化的意思，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早期的游牧、游猎文化，所以契丹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信仰习俗都是这种游牧行在方式所决定的。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国家状态的发展，四时捺钵也发生着变化，一直到辽朝灭亡，统治者也没有从根本上放弃捺钵的习惯，辽代的捺钵反映着辽王朝兼具“行国”和“城国”两种特色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四时捺钵的时间也在被不断地压缩，它原来所具有的紧凑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在一步步地消失，越来越成为了一种仅具象征的修饰，到了辽晚期以后，逐渐变成“春水秋山”。

四时捺钵作为辽一代契丹之制，在金元时期女真、蒙古族中也相沿不衰。金元时期从四时捺钵逐渐演变成春水秋山，但其基本形式和功能基本没有改变。金章宗在北京近郊西山上兴建的八大水院，是其近郊出行的行宫，除了受当时金朝臣民反对捺钵和国之情势所迫而采取的就近原则之举，也是满足金章宗沿袭旧俗的习惯。直到清朝，热河避暑、木兰秋猎，以及北京近郊一些苑囿的营建兴修，都是这种制度的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