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这里曾是辽、金、元、明、清五代王朝的首都，古往今来，经历千年岁月， 北京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独有的浩然王气，造就了北京古典园林特殊的东方神韵。
皇家园林属于皇帝个人和皇室所私有，古籍里称之为苑、宫苑、苑囿、御苑等。皇家园林有“大内御苑”、行宫御苑”和“离宫御苑”之分。大内御苑建置在皇城或宫城之内，个别的也有建置在皇城以外、都城以内的。行官御苑和离宫御苑建置在都城的近郊、远郊的风景地带，前者供皇帝偶一游憩或短期驻跸之用，后者则作为皇帝长期居住、处理朝政的地方，相当于一处与大内相联系着的政治中心。
北京正式成为皇都始于金代。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海陵王完颜亮下诏扩建兴修燕京宫室城池，并于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金朝仿照北宋汴京之规划，在辽南京城基础上扩建，增修宫殿，扩大皇城的范围。金世宗、金章宗时，又继续对中都进行增建。金中都是当时空前规模的一座城市。金代把中都建成 了一座极其奢丽的纯粹为皇帝一家服务的城市，其85%都是皇家园林，金代的园林史，几乎就是皇家园林史，这是北京地区园林建设的一次高潮，是一个带有转折性的里程碑，对后来的北京地区园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元大都的兴建，标志着北京城址的转移，这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大都城的皇家御苑，主要有宫城后御苑、隆福宫西御苑、万岁山与太液池、西前苑等。明代皇家园林建设的重点在大内御苑，北京的紫禁城称为宫城，格局严整，宫殿雄伟，金碧辉煌，美轮美奂。总体格局中轴对称，前三殿、后三宫坐落在全城中轴线上，气势雄伟，豪华壮观，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清代是我国历史上造园最多的时期，所建皇家苑囿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建筑之华丽，为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及。乾隆时期是皇家园林的鼎盛时期，它显示了皇家园林的辉煌成就，也呈现出逐渐停滞，盛极而衰的趋势。
北京园林，特别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园林，多属帝王宫宛，园内建筑物体高大，气势雄伟，富丽堂皇，在全园布局上分前殿、中殿和后殿，采取中轴对称形式，以显示封建帝王的权力至高无尚。这些皇家园林都属离宫别苑，有的还承担着处理朝政的功能。由于自然环境限制，虽然地势平坦开阔，但可以利用的河川、湖泊比南方少，堆叠假山石料缺乏，在造园上更多地注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统治者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营造人工的却又是“自然”的山水宫苑，形成了北京园林独特风格和特色。
北京西北郊山青水秀，风景宛似江南，早在辽、金时即为帝王游豫之地，许多著名古寺也建置在这里，到明代私家园林荟萃，更增加了皇家园林之胜。金中都城近郊建有许多园林、行宫，如完颜亮在瓮山、玉泉山、香山等处建有多处行宫。金章宗又辟西山八大水院，我国最早的“燕京八景”也始于金。直到康熙年间，皇家园林建设重点逐渐转向北京西郊营建行宫御苑和离宫御苑，到乾隆中期，巳形成一个庞大的皇家园林集群。其中规模宏大的五园即园明园、畅春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 万寿山清漪园，号称“三山五园”。 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荟聚了中国风景式园林的全部形式，代表着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精华。它们附近陆续建成许多赐园、私园、并与之大量寺庙园林相辅相成。山寺上之泉潭，星罗棋布，其间还有墓地松林、沙汀野渚、港汊纵横、江村渔台等。远眺西郊百里浮青，金碧相望，飞檐相接，馆阁联属，名园延绵，形成一个巨大的“园林之海”。
清代北京在园林建筑上取得的最辉煌成就是西郊园林的开发，自康熙、雍正到乾隆时期，最终形成了皇家园林建设的高潮，这时期皇家园林建设规模之广、内容之丰富，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清代北京园林建筑，达到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最高峰。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现代的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园林作为 一个体系，逐渐从发展的高峰跌落为低谷，中国古典园林全部发展历史到达了终结。
佛教早在东汉时已从印度传入中国，道教开始形成于东汉，经过东晋、北魏、南朝后宗教形式更为完备。作为宗教的建筑佛寺、道观大量出现，寺观园林也开始兴起。这些佛寺、道观由城市及其近郊而逐渐发展到远离城市的山野地带。
北魏时，幽州是佛教聚兴地区之—。幽州蓟城三面环山，清泉纷涌，山林清幽，因此蓟城附近之地多有寺庙园林。
幽州地区普遍建造寺院，是从唐初开始的。佛教和道教经过东晋、南北朝的广泛传布，到唐代达到了普遍兴盛的局面，佛寺、道观遍布全国。寺、观的建筑制度已趋于完善，大的寺观往往是连宇成片的庞大建筑群，包括殿堂、寝膳、客房、园林四部分的功能分区。
辽朝时期，燕京共修建佛寺可考者达46所，其中新建佛寺有悟空寺、仰山寺、传法院、真如寺、法宝寺、晋国公主寺、圣寿寺、万沸兴化院、三觉寺、义井精舍、石槽寺、大昊天寺、广济院、竹林寺、灵泉禅院、报先寺、清水院、弘法寺、三学寺、圆通寺、海云寺、永安寺、报国寺、净土寺、清胜寺、清凉寺、隆兴寺、净垢寺、永泰寺、荐福寺”、廷庆禅院、昭觉禅寺、朝阳寺、胜泉寺等34所，寺院修建的数量仅次于唐朝。
金取代辽后，女真族继承了辽代社会盛行的佛教信仰，成为金朝社会最有势力的宗教信仰之一。金代统治者崇信佛教，佛教发展繁荣同时也处于统治需要在发展中加以限制。 金代中都的佛寺宫观园林，除了继承辽代的寺院并加以修建、扩建外，又新建了许多。
经元朝皇帝、皇后、贵族等不断建新寺，大都地区佛寺林立。至明代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北京逐渐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寺庙园林冠辽、金。北京城外寺庙以西山为最，明代在西山、香山、瓮山和四湖一带大量兴建佛寺，对西北郊的风景进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次开发。从潭柘山腰的嘉福寺到西山脚下寿安山南麓的寿安禅林，迤逶数十里，庙宇数百处， 当时流传着“西山三百寺，十日遍经行”的说法。
清代自顺治帝定鼎关内，历康、雍、乾三朝国力日益强盛，佛教发展日渐兴盛，寺庙园林也随之发展。康熙即位后，广建佛刹，重修梵宇，北京地区佛教寺庙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亘古极今，皆无可匹敌。
北京自辽金建都后，历经元、明、清几百年间，除兴建过规模宏大的帝王宫苑外，也营建了许多私家宅园。
辽代比较突出的是寺庙园林，金代则形成了一个皇家园林的高峰，私家造园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寥寥不多。元代，士大夫园林较为突出，尤其在江南广大地区，那些市僧、地主、士大夫的园林兴起如雨后春笋。大都城也受其影响，大都城私宅园林的主人大多是在朝的官僚学者，形成了形式活泼，趋向自然，自由气质浓厚的士大夫私家园林的兴起。
明代是北京地区私家园林的大发展时期，宅园之盛，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北京为明、清两代帝都之地，经济上通过大运河漕运物资依赖于南方。北京又是贵戚、官僚云集之地，不仅有一大批王公贵族和供职中央政府的官僚，外官卸任后亦多有定居北京的。他们社会地位较高，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势力，民间的私家造园活动亦相应地以官僚、贵戚、文人的园林为主流，园林的内容有的保持着士流园林的传统特色，有的则更多地著以显宦、贵族的华靡色彩，其性质与苏州、扬州有所不同。造园叠山一般都使用北京附近出产的北太湖石和青石，前者偏于圆润，后者偏于刚健，但都具有北方的沉雄意味。建筑物由于气候寒冷而封闭多于空透，形象凝重。所有这些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形成了北京园林之不同于江南的地方风格特色。
清代北京是北方造园活动的中心，这时期北京私家营园之多，比之明代和清初有过之而无不及。分散在北京内外城的宅园兴建于这个时期并且备—定规模的，据有关文献的记载估计约为一百五十处以上。在北京城外西北郊海淀一带，泉源清流，土壤丰嘉，又有西山远景，自康熙以来逐渐形成皇家园林的特区。由于皇帝园居成为惯例，因而在这一带集中了许多皇室成员和元老重臣的赐园。民国时期，私人宅园和私人山庄别墅不断增加，城内外新建的宅园、山庄别墅有一百多处，新园主有贵族王孙、遗老遗少、军阀政客、巨商买办，也有文人学者和知名人氏。北京园林在这时期虽没有发展，却保留了原有基础，其私家宅园继承了传统风格并受西洋文化熏陶，而呈现出城市宅园的多样化，这些宅园有的造园艺术水平很高，它是积淀的自由形式，没有千篇一律的造型，成为北京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